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对历史学的影响限度

总体来说，我不认为人工智能与数字人文对于历史学研究会造成太大的冲击。笔者在2026年三月中旬和河南大学的熊钿老师进行过一次谈话，熊老师在河大开了一门课就叫数字人文；主要是帮助同学迅速上手这项工具与技能，最近她的学生们交了期中作业，大概都是长这样子：

这无疑是一种有趣而有益的方法，但对于传统的学术研究本身，其实没有那么有用。它充其量能够以更大的样本去重新证明一些已经得证的答案，如12世纪晚期福建的道学氛围浓厚这类。例如，以下是哈佛大学东亚系的包弼德老师所主导的CHGIS(中国地理信息系统）中包含的一幅1077年北宋商税的信息图：

这种可视化的形态倘若不借助信息技术是相对难以完成的，它展现了北宋熙宁年间商业中心与行政中心在某种意义上的脱钩，进一步体现或者说印证了两宋之交中央权力与对地方管辖能力降低的现象。但这个问题并不是必须依靠GIS才能完成论述的；而这个论点本身也已成为了西方学界的共识。见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ume 5 Part Two: Sung China, 960–127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621-661.而这种技术只是使得这个结论更加直观与可视化了而已。但数据库与统计学方法也可以帮助我们研究一些以往近乎无法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古与近史思想史学者来说，以下问题或许值得注意：

1）      某一地区科举登第者的血缘网络

2）      考察高官或全国范围知名人士的社交网络的组成

3）      12世纪以降流寓试在每个省份的录取名额与录取情况

……

这种对于大体趋势的研究在如CBDB（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等项目的成立后，明显要方便了很多。

  当然，有时这样极度依赖数据库的研究也会出现一些差错。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尼古拉斯•谭凯的著作《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循环论证的问题。谭凯老师把进入士族婚姻网络的个体全部视为世家大族成员，这就意味着“门非世胄，位以艺升”的寒门子弟，如果在跻身官场后被该网络以通婚方式吸纳，就自动成为所谓“士族”。这就导致了谭凯老师的数据中士族比例的虚高以及其研究的一点瑕疵（见《历史研究》2025年第6期，第165-187，192页）。

总而言之，数字人文技术本身是对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扩展而不是限制，影响也是相对有限的。毋庸置疑，它极大地便利了部分研究的处理，但无疑仍是建立在，且无法替代传统的文献训练与问题意识的。

至于人工智能与大模型相关的：其一，由于目前的古籍数据库大多都是商业化的，如爱如生数据库；ai的幻觉现象仍是极为严重的，是故哪怕从征引材料的角度讲都是难以满足研究者的需求与条件的。其二，历史学毕竟是一门人文学科，其本身的研究难点是需要好的问题意识，而不仅仅是考据学。毕竟，兰克与乾嘉已经离我们相当遥远了。所以就目前而言，人工智能大模型对历史学研究的冲击，可以说在人文学科中算是很小的。